1. 保姆钢琴家

海上钢琴师《海上钢琴师》是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梅兰恩尼·蒂埃里主演的剧情片。该片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映。该片讲述了一个被命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电影是由亚历山卓·巴利科根据1994年的剧场文本《1900：独白》改编而成。

2. 钢琴家的生活

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的Wladyslaw Szpilman和WilmHosenfeld他们相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一个是九死一生的波兰钢琴家，一个是对现实感到迷茫的nazi德军上尉。多年以后，幸存的钢琴家把自己的故事公诸世人，引起轰动。2002年，波兰著名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又把它搬上银幕，斥资3500万美元的大制作《钢琴家》在第55届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奖之后，又一举夺得2002年度美国影评家协会四项大奖。这里回忆的，就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中的nazi军官叫维尔姆·霍桑菲尔德(WilmHosenfeld)，生于1895年，是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儿子。随着父亲工作的更动，维尔姆的童年迁徙于德国伦山一个个高原小村庄之间。后来读了师范学校，维尔姆自己也当了教师。生就的浪漫气质，维尔姆从小就富于幻想。自中学时代，他就加入了一个叫“流浪鸟”的青年组织。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憧憬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没有达官贵人，充满平等和博爱的世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事业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1914年8月，爱国热情高涨的“流浪鸟”们上了前线。维尔姆作战英勇，三次负伤，自豪地回到祖国。然而像许多同胞一样，他把《凡尔赛条约》视为对德国的侮辱。战后一年，在“流浪鸟”的一次集会上，维尔姆遇到了让她心仪的姑娘安娜玛丽·克鲁马赫尔。他们结了婚，1927在塔洛的一个小村庄安下家，安娜玛丽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家人过得宁静而美满.

当希特勒赢得1933年大选时，维尔姆认为他的纲领接近“流浪鸟”所崇尚的平等思想--元首不是许诺说，所有德国人不论出身多么卑贱，只要参加国家社会党(nazi)都可以一展宏图吗?他参加了nazi冲锋队，两年后又加入了nazi党。年轻的维尔姆喜欢唱歌、郊游、森林、营火。他为能够参与祖国的复兴而心醉，根本没有想到第三帝国即将带来的灭顶之灾。

波兰犹太钢琴家

就在维尔姆投身nazi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波兰钢琴家已是柏林音乐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他叫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WladyslawSzpilman)，当时22岁。或许是家族基因的遗传，或许是后天的熏染，瓦迪斯瓦夫很早就在音乐方面显露了过人的天分，16岁便考进华沙的弗雷德里克·肖邦音乐学校。一首曲谱，他只要读一遍，就能无懈可击地弹奏出来，而且能以任何调式即兴弹奏一些完整的作品。父母在私下里不胜欣喜:“将来这是又一个鲁宾斯坦，又一个霍罗威茨!”

瓦迪斯瓦夫的父亲塞缪尔是卡托维兹歌剧院的第一小提琴手。他一向仰慕德国的音乐文化，希望儿子将来在德国发展。“德国有300部歌剧，而波兰只有3部!” 他常对瓦迪斯瓦夫说。然而希特勒执政后开始迫害犹太人，父亲的希望破灭了。年轻的钢琴家回到华沙，他创作的歌曲折服了许多音乐厅的经理，机遇向他微笑。他应聘到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就开始给老家汇款了。后来，他在斯利斯卡街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把父母和弟妹都接来同住，那是什皮尔曼一家最幸福的时光。

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了。23日，瓦迪斯瓦夫正在电台播音室演奏肖邦，一群德国轰炸机飞向华沙。一小时后，首都的供电中心首先被炸毁，电台的播音嘎然中断。

“我感到羞耻”

1939年8月底，维尔姆·霍桑菲尔德再次应召入伍，这时他已44岁，被分配到后卫部队，没有直接参与入侵波兰。10月，他被派往波兰的帕比亚尼采，管理一个临时战俘营。

一天在战俘营外，一个女人上前用德语跟他搭话:“求求您，先生，我丈夫被关在这里，我现在怀着孕，他母亲快咽气了，只求临终前再见儿子一面，要是您能放他出来……求您了!”

这个叫佐菲亚·切齐奥洛娃的女人其实是编了个故事，她并没有怀孕，她的婆婆也没有病危，但是霍桑菲尔德相信了，答应帮她。三天后，波兰军士长斯坦尼斯拉夫·切齐奥拉获得了自由，心存感激的夫妇俩把德国军官请到家里，坦告真情。从那以后，他们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

这期间，维尔姆对德国军队在波兰的使命逐渐产生了怀疑。1940年冬的一天，他看到一群德国兵毒打一个波兰孩子，因为怀疑他偷了干草。这件事又一次深深触动了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所有热情都熄灭了。看到我们的人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德国军人，我感到羞耻。”从这时起，他开始写战时日记，通过军邮一篇一篇地寄给妻子。

1942年，维尔姆·霍桑菲尔德晋升上尉，负责管理华沙驻军的体育设施，组织各种运动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他在驻地开了波兰语课，让德国官兵学习波兰语，请来授课的安东尼·切齐奥拉神父就是佐菲亚丈夫的哥哥。当德国人在战场上处于劣势时，神父对上尉说:“你们打败了，扔掉你的军装吧!我们会把你藏起来。”上尉拒绝了，他说:“我知道上帝在诅咒德国人，但我不能抛弃我的同胞。”

“我们都死了，就在此刻。”

德军在华沙将犹太人圈禁在犹太人居住区。由于斯利斯卡街就在其中，什皮尔曼一家不能迁居他处。瓦迪斯瓦夫在下等小酒馆弹琴，挣的钱不够全家口，他们不得不一点点变卖家产。到1940年底，一直舍不得卖的钢琴成了最后一件没有保住的家当。坏消息不断传来，听说一些小城市的犹太人居住区都被洗劫一空，但父亲仍然心存侥幸:“华沙是大都市，我们有将近50万人，他们不能那么做。”

灾祸还是降临了。1942年8月16日，什皮尔曼一家和数千犹太人一起被押送到Umschlagplatz车站，开往死亡营的列车即将从这里出发。人们在酷暑中挨了好几个小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饥渴难耐的什皮尔曼一家以天价买了一块点心，分成六份，这是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顿午餐。

士兵们接到命令，开始把人群赶进臭气熏天的车厢。忽然，瓦迪斯瓦夫听见有人大叫:“瞧，这是什皮尔曼!”一个警察--可能是在小酒馆里听过瓦迪斯瓦夫的演奏--跑来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拽出队伍。眼看着弟弟妹妹扶着母亲上了车，父亲正四处张望着寻找他，瓦迪斯瓦夫的眼泪夺眶而出，“爸爸!”他高喊着，挣扎着，要和亲人在一起。士兵们把他推开了，其中一个冷冷地说:“你犯什么傻?还不赶紧逃自己的命去!”

瓦迪斯瓦夫一下子明白了等待着这些人的是什么，这些被强行塞进车皮的不幸的人!他转身拔腿飞奔……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他梦见了弟弟，弟弟俯身对他说:“我们都死了，就在此刻。”

1943年2月，华沙犹太人区暴动的前两个月，一些朋友和广播电台的同事找到了瓦迪斯瓦夫，把他安顿在雅利安人居住区的普拉沃斯卡街。因为怕被抓住，他不敢出门，而且不得不一次次转移，更换住所。电台付重金让一个技术员照料他的生活。但是到了夏天，送饭突然中断了，瓦迪斯瓦夫困守藏身之所，无以果腹。几个星期后，当朋友们赶来时，钢琴家已奄奄一息。电台又为他另找到一个住所，房门从外面用挂锁锁上，瓦迪斯瓦夫在这里提心吊胆地躲了63天，直到1944年8月华沙起义。

漫长的63天中，他听到巷战的轰隆声和嘈杂声，然后是居民随着德军的推进而撤退。一天，他从窗口看到德国兵正在放火焚烧他藏身的这座公寓。与其被活活烧死或者跑出去被打死，他宁肯自杀。他吞下了30粒安眠药，默告家人:“我来了，和你们重聚来了。”

“你要挺住!”

公寓的大火在烧到瓦迪斯瓦夫住的地方之前熄灭了，昏迷许久的钢琴家竟又苏醒了过来。他恍恍忽忽走到外面，踯躅在废墟中。环顾四周，战前有131万居民的华沙如今已是一座空城，他好像当年的鲁滨逊，漂流在孤岛上。只是，不时还有德国兵巡逻，他只能找机会偷偷钻进废墟下的那些厨房，找一点食物充饥。他蓬头垢面，瘦得脱了形，在饥饿、孤独和惶悚中苦苦挣扎。

一天，他又摸进一个厨房，正埋头在撤离的主人没能带走的坛坛罐罐里聚精会神地翻找，没有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突然一声德语问话:“你在找什么?你不知道德军参谋部要驻扎到这里来吗?”

大难临头，衰弱不堪的瓦迪斯瓦夫已无力逃跑，他绝望了:“随你把我怎么处置吧!”

“你是谁?” 军官又问，他正是维尔姆·霍桑菲尔德。

“一个钢琴家。”

维尔姆指了指隔壁屋里的一架钢琴:“弹吧!”

瓦迪斯瓦夫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飘荡在瓦砾堆上的优美旋律令上尉动容

“我帮助你出城，送你到乡下一个小村子去，”维尔姆建议，“在那里就安全了。”

“可是……我出不去。”

维尔姆猜到了:“你是犹太人?”

钢琴家把自己的隐蔽处指给上尉。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维尔姆多次回来。给他带来面包和大衣。

一天，钢琴家问他苏联军队到了哪里。

“已经到了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加，华沙的一个区。你一定要挺住!最多只有几个星期了，战争不会拖过春天。”

维尔姆最后一次回来是在1944年12月12日，带着面包和被子。道别前他告诉钢琴家:“我的部队要离开华沙了，俄国人随时可能过来。”

1945年1月17日，维尔姆·霍桑菲尔德被苏联红军俘虏。

明斯克的囚徒

恢复和平以后，瓦迪斯瓦夫回到波兰广播电台工作，在第一次直播节目中，他又演奏了肖邦。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度过的每一段时光、交往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住过的每一个地方。这部回忆录于1946年出版，书名为《城市的毁灭》。40年代末，瓦迪斯瓦夫娶了医科大学的女学生哈利娜，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新的天伦之乐医治了心灵的创伤，他把对逝去亲人的痛苦思念埋藏进记忆的深处。

人们很久都没有维尔姆·霍桑菲尔德的消息。直到1946年6月，一个从苏联明斯克战犯营获释的犯人

给安娜玛丽带来一封信，那是维尔姆写的，他在那里干着挖渠和养猪的活儿。维尔姆把他帮助过的波兰人的名单写给了妻子，并嘱咐:“去找切齐奥拉，他还可能找到我帮助过的其他犹太人。”

安娜玛丽找到切齐奥拉神父，神父立即给明斯克战俘营的长官写了信，证明霍桑菲尔德在战争期间确实救助过一些波兰人和犹太人。但是上尉没有因此获释。1947年7月，霍桑菲尔德在战犯营中风，两年后拖着病体接受审判;1950年被判处死刑，后减判为25年苦役。

直到1950年，什皮尔曼才得知霍桑菲尔德的悲惨命运，是另一个被上尉救助过的犹太人莱昂·沃姆写信告诉他的，信中说:“霍桑菲尔德在明斯克的战犯营，他被控犯有侵害波兰平民罪。”

瓦迪斯瓦夫立即向共产党政权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请求帮助，不久获得答复:“如果他在波兰，我们可能给他自由。但是我们的苏联同志不愿释放他。”

判刑一年后，维尔姆·霍桑菲尔德再次中风，瘫痪在床;1952年死于狱中。

他宁愿谈巴赫

1957年，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的第一次国外音乐会在德国举办，他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维尔姆的遗孀安娜玛丽·霍桑菲尔德。安娜玛丽给对琴家讲了丈夫的战时日记，还找出丈夫的照片。两年后她也离开了人世。

这时的瓦迪斯瓦夫已是华沙广播电台的音乐部主任，创作了1300多首歌曲，其中有些在当时的波兰家喻户晓。他很少提起战争，两个儿子读过他的回忆录，但这不是他们父子间的话题。劫后余生的钢琴家宁愿跟孩子们谈论他敬仰的巴赫，还有战前德国的300部歌剧。他说:“不能憎恨整个民族。” 1963年，他离开电台组建了华沙乐队，举办音乐会2000多场，大多是在国外。

80年代末，维尔姆的儿子赫尔穆特·霍桑菲尔德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到波兰，拜访了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抚今追昔，两家人涕泪交流。

钢琴家的小儿子安杰伊·什皮尔曼在汉堡开诊所时和霍桑菲尔德家也有了来往。1993年的一天，德国著名诗人沃尔夫·比尔曼(他的父亲也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来到安杰伊的诊所，二人一见如故。安杰伊对诗人讲起父亲的回忆录和上尉的日记，比尔曼说:“这应该出版。”

以什皮尔曼的回忆录为基础，又补充进霍桑菲尔德战时日记的一些内容，由卡琳·沃尔夫翻译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钢琴家》于1998年问世。这部浸透着钢琴家生命体验的作品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迄今已被译成14种文字。

当波兰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他也有幼年从集中营逃生的经历，母亲死在集中营)看到这部自传体小说时，书中“客观到近乎冷酷和精确地步”的描写深深震撼了他，使他终于有勇气直面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并通过电影创作把它表达出来。

2000年的一天，风烛残年的钢琴家突然出现在众多媒体的话筒和闪光灯前，道出他多年不肯触及的伤痛:“……每天清晨醒来，我都想起与家人永诀的那个火车站。我想念他们……如今他们在哪儿?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

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2000年7月6日辞世，享年89岁。

3. 钢琴家的妈妈

妈妈，您喜欢钢琴，我能理解，得您不能也没有权利把您的意志强加于我。

4. 钢琴家老婆

傅聪的妻子米拉是美国人。傅聪出生于1934年，是著名的华裔钢琴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和教育家傅雷。傅聪从小学习钢琴，1955年，他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获得第三名以及“玛祖卡”最佳演奏奖，后留学波兰并定居英国，成为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他的第一位夫妻子米拉是美国人，米拉是美国小提琴演奏者梅纽因的女儿，但他们两人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

5. 家庭钢琴老师

会弹钢琴的人，家庭条件一般都是比较好的，经济收入要比一般人家要好的多。因为，首先钢琴这个乐器价格不菲，最少都一万多，另外学习钢琴的费用也很高，一般一节课都在两三百，学习钢琴又是一件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不是几天或者几个月就能学会的，没有较好的家庭条件的支持，是不行的。

6. 钢琴家助理

导演彼得·法雷里

绿皮书》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讲述黑人钢琴家唐·谢利与白人助理托尼·瓦莱隆加在美国南部巡演途中，伴随着接触与了解衍生出一段跨越种族和阶级的友谊的故事。

两位原型人物的南方巡演发生在1962年，但时间长达1年半，编剧为了配合剧情需要，将电影中的巡演时间缩短为2个月。

7. 钢琴家的家人

克拉拉 克拉拉（Clara，1819－1896)，德国女钢琴家。生于莱比锡，罗伯特·舒曼之妻。五岁随父亲学钢琴，1831-1832年随父首次旅行演出，李斯特等人对其演奏赞叹不已。1840年结婚后，曾与丈夫一起去俄罗斯和意大利旅行演出，后定居柏林,并在法兰克福高等音乐学院教授钢琴。

早期以演奏贝多芬的作品闻名，后期以演奏肖邦和舒曼的作品著称，据传演奏内在而格调高雅。作有钢琴协奏曲，特性曲，艺术歌曲，曾编辑《罗伯特·舒曼全集》。 下面是舒曼两夫妻十三年的家庭生活：夫妻二人定居杜赛尔多夫市并履行着做父母的责任。但青年时代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已使舒曼患上梅毒；他同时也患有精神分裂症、躁狂忧郁症；在勃拉姆斯造访五个月后中，舒曼就试图投入莱茵河自杀。

两年后，他死于精神病医院。 然而，事实远不仅如此。克拉拉直到丈夫去世后才再次见到他。此前舒曼病情好转时，本可以将他接回家中调养，但她并没有这样做。作家贝蒂娜·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前往安德尼希疗养院探望时，发现舒曼的状态良好，不幸的是，有一帮虐待狂的大夫对他“照料有加”。

舒曼被人为的禁锢后，失去了生存的意愿，最后惨死于绝食。 热爱舒曼的大提琴家史蒂芬·依瑟利斯(Steven Isserlis)认为，克拉拉对舒曼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舒曼创作了许多大提琴和钢琴浪漫曲，深受勃拉姆斯和小提家约瑟夫·约阿西姆(Joseph Joachim)的喜爱，并经常为哪一首是自己的最爱争得面红耳赤，”他说，“舒曼去世后，克拉拉以这些浪漫曲质量不高为名，将其悉数销毁。

” 他还提及 1854 年发生的一桩事。在当时举办的一次多人参与人的音乐会中，女高音珍尼·林德(Jenny Lind)顶替克拉拉登台。克拉拉写道，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纷争事故都不及今晚这样让她损失惨重，令她如此感到羞愧难当。依瑟利斯说，“正在那个冬天里，舒曼曾试图自杀，克拉拉的心里却只想着自己的事业。

” 舒曼身患重症后，克拉拉不得不负起支撑家务、抚养子女的重担。这样一来，她重操旧业也许是形势所迫？“许多人都主动提供帮助，”依瑟利斯指出，“克拉拉却只愿接受保罗·门德尔松(Paul Mendelssohn)一个人的资助。如果了解克拉拉的成长历程，就不难理解她这个人的个性特点。

”曾有一天，克拉拉 10 岁的哥哥在父亲面前演奏。他弹得乱七八糟，维克怒了，将儿子暴打一顿。克拉拉在一旁面带微笑地看着，然后走到钢琴边，流畅地弹完那首曲子。“她从小就被当作独奏型钢琴家进行培养，因此，当自己的职业受制于种种局限而不能为继时，她感到非常沮丧。

”依瑟利斯说。 伴奏家格林汉姆·约翰逊(Graham Johnson)持不同观点，克拉拉的态度具有那个年代的特点。她那样做主要是为了逃避流言蜚语，而舒曼的精神病正是个令人生畏的话题。她一生热爱音乐，例行演出对她而言，就像一日三餐和空气一样重要。

通常，人们希望女性是优雅的、温顺的，而克拉拉与此毫不沾边。如果她是个男人，她的所做所为绝不会被人们认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约翰逊已创作了一部音乐剧《母亲克拉拉》。该剧着重描写克拉拉与女儿尤金(Eugenie)的紧张关系。尤金与同性恋女友移居伦敦，直到母亲去世后，才回到身边。

“克拉拉作为生活坎坷的女性的一面要比她作为涉世不深的少妇的一面更吸引人，” 约翰逊说，她曾经不顾儿子的死活，只是为了不耽误自己的音乐会。” 尤金算是舒曼悲惨家族中最幸运的一位了。勃拉姆斯追求过的朱莉，二十岁便死于肺结核；最小的费利克斯青年时也死于同一种病；费迪兰德因吗啡上瘾而死；最年长的玛莉作为母亲的助手，度过了郁郁寡欢的一生；艾米尔16个月便夭折了；更惨的是，路德维希三十年后也被送入疯人院；他母亲只前去看望过寥寥数次。

2006年舒曼音乐节总监露西·帕尔汉姆(Lucy Parham)这样为克拉拉申辩：“从常人的观点来看，如果必须经历她所遭受的一切，必须面对那样严厉的父亲，这个人肯定会受极大的创伤。男性通常对克拉拉持否定态度；当今任何一位女性都会认识到克拉拉生活的艰难，会替她鸣不平。

她很坚强；而且必须坚强。” 钢琴家皮尔斯·拉里(Piers Lane)对此表示赞同：“她绝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经历了那么生活的坎坷，她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但是，他补充说，“如果不是她激发舒曼创作了《C大调幻想曲》那样的作品，我才不管她是哪种人。

正是这首作品，彰显了她对于丈夫的重要意义。” “克拉拉简直就是女超人，”抒情歌曲伴奏家罗杰·维格罗里斯(Roger Vignoles)说，“有趣的是，舒曼的歌曲集《妇女的爱情与生活》(Frauenliebe und Leben) 有时被人们认为对女性有些不敬，但主人公却非常勇敢。

那时，克拉拉很自然地陷入英雄崇拜，尽管舒曼身上缺点不少；这并不妨碍她日后变得坚强。”克拉拉是否对舒曼造成了创伤？“有可能。舒曼显然很敏感，喜怒无常；与克拉拉这样能干、强悍的人在一起生活，舒曼逐渐走向自我封闭。” 依瑟利斯目前在创作舒曼音乐会台词。

“我很惊呀，这么多人支持克拉拉，”他说，“当然人们同情她：她有一位严厉的父亲和不幸的婚姻。但舒曼之所以愿意入住精神病院，就是不想伤害妻子，这也许显示了舒曼对妻子的感受。克拉拉是位深受重创的人，虽然最终赢得了胜利，心想事成。但却让他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