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政府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本观点)
1.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本观点
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希望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三权分立成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在当代,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三权分立仍然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对于这种制度,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推崇,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标志;不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专制。
2.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大概有这么几种说法:
1、国家神权说
国家神权说或神源说是最早的一种国家学说。在身权时代,民众愚昧无知,以为他们不能理解和不能控制的自然现象和其他现象,都受到神力的主导和支配。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是由神或上帝直接创造的,是神或上帝为了保护人类而创造的。在创造过程中,人并不重要。
统治者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人民应绝对服从之。除了神或上帝,君主不对任何人负责,人民如果要反抗国家、国家的权力及统治者,都是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
2、国家社会共同体说
国家是一种自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及有益的团体。每一个国家都是一种团体,每一种团体都是为了某种的善而建立。
作为最高的团体,并包括所有团体在内的国家或政治团体,其目的便在于最高的善。国家是自由的人们为了共同利益,安享其所有的一切。
3、社会契约说
社会契约说是对国家神权说的直接否定。
在自然状态下,因人们滥用自然权利,而使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得不到保障。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人们订立契约,建立足以保障自然权利的国家和政府。
4、国家统治说
国家的存在就意味着政府的存在,政府是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机关。
5、国家要素说
国家要素说分为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三要素说认为国家是人口、领土、主权三者的联合体。四要素说认为国家由人口、领土、主权、政府构成。
3. 企业型政府理论的观点
谈科技创新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创新,创新是指:以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方法、元素、路径、环境等等),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或知识创新是提出新观点(包括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发现和新假设)的科学研究活动,并涵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以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已知事物等。原创性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在一起,使人类知识系统不断丰富和完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产品不断更新。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引领的管理创新作为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科技创新的主题,是当今时代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知识、新艺术的一部分,它自身也是电子信息或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发现和新假设的集成。
科技创新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际组织、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包括人才、资金、科技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创新氛围等多个要素,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从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构成的技术创新双螺旋结构出发,进一步拓展视野,技术创新的力量是来自于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来自专家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信息技术引领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推动了管理创新,这既包括宏观管理层面上的创新——制度创新,也包括微观管理层面上的创新。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无疑是我们所在这个时代创新的主旋律,也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之间的协同互动共同演化形成了科技创新。
4. 企业家政府组织理论
人类的行为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如果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内对政府失灵进行思考,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和解决办法。
公共政策牵涉面广、制约因素多,政府在制定、实施公共政策过程中可能偏离公众目标,造成政府失灵。
政治
(一)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缺陷导致公共政策的低效甚至偏离公共目标
第一,民众与政府的委托代理中存在道德风险。现代民族国家宪法一般都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规定人民行使权力的方式和途径,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将权力授予政府,所以政府只是全体社会成员——人民的代理者。
国家是全体人民的组织,政府只是立宪意义上的代理人,立宪性制度赋予政府机构决策权——组织中最重要的权能。
在现实政治体制中,民众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议员或政府首长,通过议会或政府首长向具体的行政机构授权,是民众授权模式。不论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制政府,民众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
凯恩斯经济学中隐含着政府是“道德人”假设,即政府永远是大公无私的,市场失灵时,政府代表公众利益恢复市场功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治人和经济人能够是同一人吗?在公共选择领域中,假设他们就是同一人”。
但是实际上假定政治家和官员是毫无私利的社会利益的代表是靠不住的,存在道德风险。如同消费者和生产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样,政府部门及官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例如,获取更大的权利和更高的威望,争取本部门预算和规模的最大化,减轻工作负担,获得更多的报酬,争取更长的任期,等等。
第二,民众的“搭便车”行为和利益集团的操纵使公共政策偏离社会利益,导致政府失灵。委托代理理论假定选民以投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强调了选民对政府行为制约的必要性与制约的方法。
政府的公共政策即使并非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择的,也是由民众选出的代表投票决定的,这些代表为了能再次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受选民意愿的约束。但在现实中,选民的“搭便车”行为导致公共政策偏离社会利益。
第三,多重委托代理制约失效。民众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多重的。
一重是公民及其代理机构(立法机关)作为委托人与政府行政系统作为公民及其代理机构的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二重是政府行政系统作为委托人与具体的各级政府组织作为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三重是具体的各级政府组织作为委托人与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
根据组织管理的权责对等原则,立宪性制度一般同时规定了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各级政府(代理人)都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即民众的利益(委托人的利益)为目标,但是“多重委托代理”缺点造成对代理人制约失效。
其原因在于:
一是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惟一的提供者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压力,民众对公共政策制定、执行无决定权;
二是委托代理模式的民意传递,经过代理人的过滤会发生民意损失,因为代理人的价值取向、偏好与民意可能存在偏差;
三是在代理活动中代理人都在寻求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如故意把决策程序复杂化、模糊和减轻责任,降低职业风险;四是有理性、不知情的选民对特殊利益没有制约。
对代理人监督乏力和成本过高,加上监督信息的不对称,使民众难以获取政府及官员真实的信息,选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是无效的,这些因素使得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缺乏有效的良性的互动,使监督流于形式,导致政府失灵。
第四,现有民主决策制度的缺陷。直接民主制中存在的问题有循环投票或投票悖论和偏好显示是否真实等问题;
间接民主制中固有的问题主要是被选出的代表由于其“经济人”特性而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选民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选民却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
现有的投票规则或表决方式主要有一致通过和过半数等,然而一致同意原则的决策成本太高,且容易贻误决策时机,更严重的是,“一致同意的选票制度将盛行于讨价还价和敲诈以及达不成任何实质性决议的拖延”。
多数原则不可能是完全民主的,它可能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当代经济学家德姆塞茨指出,企图用一个完善的政府取代一个不完善市场的想法是荒谬的。政府失效至少和市场失效一样严重。
(二)公共政策执行的低效率引起了政策失灵
政府机构制定的公共政策对经济的调控行为,没有使社会资源配置状况变得更好,或者相对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善而付出的实际代价过高造成资源浪费,引起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第一,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只有政府干预收益超过其干预成本时才有干预必要,否则公共政策是低效的或无效的。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相当的行政成本,都需与此项政策相关的运行费用,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阶层、某一部分人必然要为此付出成本或代价。
由于政府处于垄断地位,其收益源于企业、居民提供的税收,支出属公共开支,运行的成本和收益是分离的,没有企业那样的硬预算约束,使得政府没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激励。
政府干预活动大多不计成本,倾向于使用过多的资源,即使计算成本,也很难做到精确。
在干预收益方面,政府作为垄断组织提供的服务往往是垄断的、惟一的,而确定评价政府机构的绩效标准十分困难,对一些政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的度量很难,难以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
而且当政府活动不成功时,缺乏一种可靠的终止这种活动的机制。政府干预的垄断性和排他性,往往造成干预活动的低效,甚至无效。
第二,公共产品市场是完全垄断市场,缺乏竞争导致的低效率,常常使政府的干预、调控行为滞后,丧失时机,导致政府失灵。
在无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不可能有两个政府或政府中两相同职能部门同时活动,政府部门存在任意扩大自己的职能范围,滥用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的倾向,导致政府的行为效率低下。
同样,不同的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单一的、垄断的,因而部门之间也不存在竞争压力,一个部门效率的提高不会对其它部门形成激励。
明哲保身的官员为避免犯错,故意把决策程序复杂化,只要符合程序,一旦错误发生,责任不是个人承担,表面上看是官员集体承担,实质是由社会承担,这样就没必要追求高效率。
第三,从公共政策的供求来看,干预供给超过干预的需求,造成公共政策效率低下或无效。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经济主体要想获得一定的收益,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利益与负担是结合在一起的。
但政府干预下,收益者和负担者产生分离,获益者可能是全社会或者特定的集体,它们无需考虑谁是支付者,这样受益者就有很大积极性,进行政治上有效的努力,去发起、支持和扩大一个特定的低效的项目或政策。这种积极性要比支付者反对这一项目或政策的动力大得多,其结果可能造成政府过度、持久的干预。
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及政府本身的利益使政府自身具有不断扩张和膨胀的本性。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僚机构和立法部门都追求预算的最大化,他们与利益集团结成“铁三角”,导致政府预算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庞大的不断膨胀的政府机构,层次繁多,冗员太多,人浮于事,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
随着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就可能导致政府部门过分投资,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当政策运行的直接成本和政策运行的机会成本大于政策实施所带给企业的收益时,就会导致政策失效。此外,政府干预越多,官员就越有机会追求自身利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政府部门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超出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所需数量,结果造成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浪费呈上升趋势。
5.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哪些
王安石的政治主张: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 意思就是,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苏轼的政治主张:
6.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主要观点
企业家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企业家是企业的主体。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通过企业家的作用体现出来的。作为企业的主导,一个没有企业家地位的企业主体地位是不能建立起来的。没有完善的企业家制度,决不可能有完善的企业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是规范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
7. 企业家政府理论有哪些方面的局限
《政府论》这本书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知识方面的,一是精神方面的。
知识方面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可以对近代以来的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思想以及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一次大致的梳理,也可以就以上这些思想的产生、作用、影响等等进行深入的思考,而这些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应该说《政府论》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但不能将《政府论》与“光荣革命”这一事件简单地对应起来,把它说成是为“光荣革命”辩护的产物。事实上,《政府论》是在“光荣革命”前完稿的,但就其都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趋势这一点来说,也不能抹杀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政府论》的历史意义远远不能局限于与“光荣革命”这一事件的关系上,也不能局限于与英国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关系上,它应当有它自身的、独立的意义,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它影响了以后的世界政治历史进程。将一部伟大的著作仅仅与某一具体事件绑在一起并将它的意义限制在与这一事件的关系范围内的做法无疑是肤浅而有害的。
8.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
洛克的思想主张;①社会契约。②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③赞成君主立宪制。④主张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利应该分属议会和君主。
2、洛克对于哲学和政治哲学界产生极大影响,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发展。现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将洛克视为其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洛克对于伏尔泰有极大影响,而他在自由和社会契约上的理论也影响了后来的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托玛斯;杰斐逊、以及其他许多的美国开国元勋。
洛克的理论激励了后来的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洛克在知识论上也有极大贡献,他提出了“主观性”;或称之为“自我”的定义, Charles Taylor 等历史学家认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一书是现代哲学中有关自我的概念的奠基者。
9. 企业家政府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之中的职业选择,因而,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是从职能上来定义企业家的。与此相适应,人们也很难给出一个可操作的企业家定义,只能从描述中加以把握。
在现有的经济理论和企业理论中,有很多企业家的定义。如,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家是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人,企业家是掌握企业控制权的人,企业家是企业剩余的索取者等。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是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独立存在和发展,而且主要是摆脱政治的参与和政府的干预。这实际上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
10. 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曾国藩的湘军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湘军是所谓的“官勇”,即地方政府招募的临时性武装,并非国家的正规军,当时的国家正规军是八旗和绿营。然而曾国藩却在很短时间内,将这样一群来自草根的散兵游勇打造成那个时代最具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部队,乃至令“湘军精神”流传后世,成为“团队精神”的代名词。
11. 企业家政府理论代表人物
2013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1000万家,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到2017年,这一数字约为2000万家。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2015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每天新增私营企业约一万家。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1956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从1978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
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1978-1983:农村能人草创时期
历时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崛起运动——改革开放,启兆于对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告别,它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了争议,因而并无“蓝图”可言。
不过,其发起的路径则是清晰的: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
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