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在相声界自成一家，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有一套成功的经验。他的大儿子侯耀华是影视界的明星。小儿子候耀文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1985年曾被评为“十大笑星之一”。兄弟俊才、自然融进了候宝林的许多心血。从小严格要求在常人眼里，侯宝林是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子承父业，理所当然。但侯宝林对两个儿子从小就要求严格，他常常说：“相声是一门综合艺术，不是消愁解闷耍贫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多种知识，是干不好这一行的。”因此，尽管两个儿子小时候在相声表演上都很有才能，但侯宝林却极力反对儿子们说相声，知子莫若父，因为侯耀华视力不好，年纪轻轻，鼻梁上就架了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这怎么能说相声，不戴眼镜吧，睁着双眼。在台上看不清观众的表情，怎么能与观众交流？戴上眼镜吧，谁又看过舞台上戴眼镜说相声的？而侯耀文干上说相声这个行当。也费了一番周折。耀文8岁就迷上相声艺术，父亲反对学，他就偷偷地学、一招一式已开始有点侯门相声的味道。耀文读初中时，铁路文工团向社会公开招考相声演员，他被一个同学拉去应考。他表演的是刚在北京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中获得优胜奖的段子──（学校采访记），结果被主考官一眼看中。但这时候，侯耀文却感到为难了。要知道，他是背着父亲去应考的，因此，当主考人员打算录取他时，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我爸爸不同意我当演员。”

“你父亲是谁？”

“侯宝林……”

一听站在眼前的是相声大师的儿子，主考老师才恍然大语。随后，铁路文工团便派人上侯家，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侯宝林还是一个劲地摆手，坚持说：“相声从街头撂地摊，到现在登了大雅之堂，它不再是生活的小丑，生活的调料，而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所以，要求相声演员应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耀文初中还没毕业，不适宜当演员。”“我们负责给他补习文化。”来人说。耀文也赶忙表示：“爸爸，我先当好学生，然后再当演员，”话说到这个地步，侯宝林才同意了耀文的要求。 “不能在台上胡说八道”侯耀文成了专业相声演员后，侯宝林对他的要求更严格了，思想品德上一丝不苟，艺术上精益求精，从不马虎了事，一次，耀文从外地演出归来，把一家刊物给他拍的“相声表演脸谱剧照”得意地拿给父亲看，谁知侯宝林看了十分生气：“瞧你这些照片中，哪一个有点儿人样！还在杂志上刊登，都不嫌脸红？一个演员要认真严肃从艺，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 有一次侯耀文出演《关公战秦琼》，台下反应冷淡。他心中很不自在，便一个劲儿地琢磨着往这个段子中加点“佐料什么的”，他将这想法说与父亲，想不到侯宝林一脸的严肃，毫不含糊他说：“即使没人乐，演员也不能在台上胡说八道。”《关公战秦琼》是侯宝林的拿手戏。解放初，侯宝林应邀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说相声，有一次毛主席听完《关公战秦琼》。特别兴奋，待意提出下次要让他再演，为了把握好这出相声的艺术精华，侯宝林当场让耀文将《关公战秦谅》说了一遍，然后一一加以点拨，侯派艺术如何流传下来，由此可以略知一二了。还有一次，耀文乐滋滋地回家，刚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头──父亲正在生闷气：“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正要转身开溜，只听父亲大喝一声：“过来！你脸红不红？说的什么玩艺儿？”侯宝林指的是儿子最近演的那个段子（山东二黄）。耀文不明底细，不敢吱声。第二天，耀文急忙赶到团里，将录音调出重新听，原来不是他与石富宽合说的，于是急忙拉着石富宽一起去向侯老先生声明，要求“平反”，耀文壮着胆说： “爹，你消消气儿，那段相声不是我俩说的，你听岔了。” “那为什么听着那么像？”侯室林问。

“有人跟着瞎学呗！”侯宝林在弄清事实真相后说：《山东二黄》是个传统段子，两个演员的唱腔，不管是京戏还是山东戏。都不对，根本不该上舞台，何况还录了音在电台上播呢！你俩要说，我帮你们排。”两个年轻人喜出望外，于是家里成了排练场。侯宝林一遍遍地给他们示范。他们得侯氏用声真传，学得真谛，演出的效果自然非同寻常。

“要争取做个艺术家”耀文在相声艺术上日渐长进，侯宝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但他知道，儿子离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有一年中秋节晚会，著名演员王铁成朗诵了一首词，作为节目主持人的侯耀文称赞道：“您这诗朗诵得太好了。”第二天，老侯一见耀文便说：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学点东西？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诗和词都搞不清楚。不丢人嘛？”耀文一听，知道自己错了．低着头不吱声，父亲抓住时机继续说：“耀文，你既当了演员，就要做个像样的，做有所贡献的演员，要不负这个称号呀！”接着，侯宝林加重了语气：“首先要做个书架子，书架上要摆满书，当然摆书不是为了装样子。而是为了长学识、增见地，丰富思考，发展艺术！书少总免不了技穷！”父亲说得句句在理，以后，耀文迷上了书，他读天文地理，读文史哲医，读艺术理论……许多年后，耀文回忆起父亲的教诲，不无感慨地说： “实际上，现在的确不少相声已经技穷。技穷就成了黔驴了，只摆样子，不为人所需要，名声与其作品、表演水平大大地不平衡了，有的自甘落后。更有人以各种庸俗和低级趣味的东西换取廉价的笑。这不是让人又痛心、又忧虑吗？”有次侯宝林问儿子：“你是想当个名演员、好演员，还是想当个艺术家呢？”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耀文不解地问。

“过去当个名演员十分难，现在可容易多了。说个好段子，一下子就传遍全国，那无线电一天播三遍，连着播一个月。就可以出名了，更何况还有那电视，连演员的眉眼也都瞧得见。可是，你们到底懂多少相声？我干了一辈子，越干越觉得这门艺术高深。你千万不可沾沾自喜，有点儿名后，要争取当个好演员，从创作到表演，说、学、逗、唱，都得有一套，最后要争取做个艺术家，有自己的风情、流派，有自己的相声理论，一句话，你不能止步不前。” “要争取做个艺术家，”耀文明白了父亲的话。“对！你要奋发努力，外国人写中国相声的论文拿了博士学位的已经好几位了，但我们国内还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它。你们该琢磨着怎么干点我们这一辈子没人干过、没干成的事儿。”攀登相声艺术的最高峰，争取做个艺术家，标准是够高的，但耀文牢记父亲的教诲，努力向这个目标进军，比如，谁都知道相声是地道的中国土产，但侯耀文与石富宽硬是靠着玩命学习日语，在日本用日语表演了一段用声，使日本观众发出了愉快的笑声──这可说是父辈相声演员没干过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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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曾国藩出身低微，然而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阔宏、文武兼备；而且当时的朝庭信赖他，满朝文武官员钦佩、尊敬他；死后被谥为“文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谦虚诚实教子有方。他的儿子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不幸早逝；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曾国藩在教子方面有三个方面给人启迪：

----教育子孙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白事理。他致力于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注意观察他们的天赋、潜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培养、雕塑。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身体好，能吟诗作文，能够明白、通晓事理，就能有所作为，就不悉没有饭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认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作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教育子孙要艰苦朴素。曾国藩在京城时见到不少高于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因此，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她）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因此，他的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是

曾国藩反而更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够检点、学识不够渊博而损害自己的父亲的声誉。所以他们磨砺自己，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自己的孩子的影响，凡要求小孩于做到的、先要求自己做到，他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他要求纪泽、纪鸿也这样。他日理万机，但是一有时间，就给小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非常钦佩、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象和座标。

如今，有些父母往往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有些自己游山玩水、挥霍乱费、嫖赌逍遥，却要求孩子好好学习、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有些家长自己看不起读书人，却要自己的小孩子学有所成；

有些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却不关心孩子的操行；等等。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其子女反其道而行之，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言教，而不注重身教；或者只注重他们的学习，而忽视他们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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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或许年轻人不喜欢，但它从另一个侧面讲出了起名字的重要性。

在我以往的工作环境中，至少遇到过5个同事与已退休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重名，这名字无疑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响亮的名字叫起来就总会给人以好感。所以为人父母，就都喜欢在这一类字眼上下功夫。只是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名字至今也不会有人取，譬如秦桧、严嵩、林彪、江青之类，几乎见不到。

这件事可以说明的是汉字的无穷魅力。一个个形体和声音的组合，赋予汉字变化莫测的含义，实在叫人惊奇。现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许多的起名馆，大大减轻了父母给孩子起名的负担，用不着翻字典，查古籍，花一部分钱，就可以高枕无忧，实在方便的很。但我所见的起名馆多与周易八卦麻衣神相纠缠在一起，让名字多了神秘。

我女儿上初中的最初几天，一次在做作业时，突然无缘无故笑出声来。发笑总是有原由的，我问她，告诉我，笑的原因是班里新同学的名字：一个什么经理的，还有一个叫什么百万的，这样的名字出现在城市，是有些让人忍俊不禁。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对国人来说是正常的，名字反映了做父母的愿望，只是少了一些含蓄和文化的韵味。见到这样平实直接的名字会发笑，可见现在孩子的才情比我们那时要强。

那时我家的一个邻居叫水福的，因为临解放时发了一笔财，盲目地买了几十亩田地，土改时，定的成份就高。成份高，他本以为是一件体面的事，洋阳自得。但没有多久就被人屡被羞辱，才意识到成份高了原来不是什么好事，遂把问题的原因集中在自己的名字上，恨爹娘没给个好名字：福在水上，水在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福了。这个邻居直到60年代初才娶上了一个腿上有残疾的麻脸女子，生了儿子，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先后三个男孩，起名很是时髦，大的叫党员，二的叫社教，三的叫文革，在当时都是时髦透顶的词汇，可惜几个孩子都时常不争气，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讲这是个大问题，每当孩子在外调皮惹祸，想指责总是难以开口，骂党员不行，骂社教也不行，骂文革更不行，只有把自己的大名:水福"拿来骂，搞得自己骂自己，神经兮兮的。后来还是没有逃脱群众的专政，因为有一次他给一个干部诉苦说家里的粮食不够吃，把党员、社教、文革都快饿死了的反动话。同样又一个成份高的，生了几个孩子都没有养成，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就按国人的习惯，取一个下三滥的名叫狗屎，居然养成了，这个:狗屎"后来成了我的同学，这名字也因此成了他父亲向人民认罪的例证，风光了好一阵。

我读书的中学一位先生原姓毛，名哲西。那时他很感谢他祖先给予他这样一个光辉的姓氏，也感谢他爹娘给他的这个名字，常向人家炫耀自己，就连人们说他与领袖有血缘关系，他也不予否认，含笑默认。一东一西的，也颇有些领袖的风范。可是不知从何时起，群众就颇有微词，在背后嘀嘀咕咕，说他爹娘太张狂，把个憨儿子与领袖相提并论，莫非还想做并肩王？此话传到毛先生耳朵眼里，诚惶诚恐，从此夹着尾巴做人。到后来每当毛先生买弄学问，大家就说：你老毛又翘尾巴了！说得毛先生不知如何是好。故而，他老先生灵机一动，来了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主动向学校工宣队申请，将毛字的尾巴砍去，改姓了牛，成了牛鬼蛇神的打头者。前年我见到他，白了头发，名字竟然还没改回来，依然牛姓，这是姓氏变迁的一个实例。

名字对使用汉字的汉人来说，比外族人有更多的意义。一个好名字，大有一生受用的可能。少数民族起名就很随意。在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请阿訇在经书上找一个现成的名字，就万事大吉。哈萨克人有小名，生了孩子以后，父母见到的第一个物品，既是孩子的小名，所以有叫做苍蝇、木勺、马鞭之类的小名，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但是，不管起名有多少故事，名字还是要起的。只要在今后的日子里，再不要出现让人苦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