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法家学派的韩非说过两句很有名的话：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五蠹》

在韩非的观念里，他不是把游侠和儒家当作个体而是当作团体来相提并论的。“诸子百家”的所谓“家”，用今天的话说，应该被解释作“私家学派”，也就是说儒、墨、名、法之流都是区别于周朝王官之学的私人学术团体，而最早成名成家的当然要算孔子和他的儒家学派。

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又尤以七十二贤为翘楚。有意思的是，《史记》的《魏公子列传》和《吕不韦列传》也提到二位传主的门客达三千之数——我认为“三千”并非实数，古人以“三”喻“多”，所谓三千，跟《孟尝君列传》和《平原君列传》中说门客数千人是同样的意思。

孔子招收弟子，游侠则招揽门客。无论儒、侠，都是在上位、执国柄者不可侮视的集团势力。韩非将此二者并称，他们又有何不同呢？钱穆《释侠》说：

惟百家兴起皆尚文，必各有一番学术思想，而成为一集团。此集团必是一私集团，故称之曰家。而儒家最先起，故韩非以儒为以文乱法之代表。至于侠，亦成一集团，而初不以学术思想为号召，故侠不得与百家为伍。

——《释侠》

自孔子倡办私学，弟子从四方麇集其门下，而儒家由此以兴。钱穆先生说，在这个儒士集团当中，老师与弟子之间是以学术思想结成纽带以作双方关系的根本维系。比如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史载：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坑直。冠雄鸡，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子路原本是个耿直而略显粗俗的武夫，在入门之前曾经以暴力欺凌过孔子，而孔子却以柔克刚，循循善诱地用礼乐思想引导子路，最终点化了这匹桀骜不驯的烈马，让他渐就绳墨。无独有偶的是，《史记·游侠列传》载，大侠郭解也曾驯服过一个类似子路的刺儿头：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

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史记·游侠列传》

小子对郭解无礼，郭解不但不迁怒于他，反而自省说这是“吾德不修”所致。乍一看这四个字，我真不禁要把郭解当作是孔子那样的圣人了。但孔子说过，听其言，还须观其行。仔细玩味郭解收服这个门客的手段，不难发现它跟孔子设礼以诱子路有着本质的不同。

当众给郭解难堪的这个人本来应服践更之役。所谓践更，也就是收了人家的钱代人去服徭役。郭解私下里关照衙门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所看重的，请在践更的时候高抬贵手。此人屡受私惠，莫名其妙。辗转打听之下才知道是郭解做的人情，于是感激谢罪，投入了郭解的门下。

如果说孔子向子路灌输的是学术思想，那郭解向这个小子输送的就是赤裸裸的利益：这个人收了人家的代工钱，却因为郭解的关照不必出工，这跟郭解直接送钱给他没什么区别。不，甚至他欠郭解的还不仅是钱，更多了一份人情。屠格涅夫说“感激是一种债务”，欠下的人情总有一日是要偿还的，就跟欠钱一样。

儒家常说君子以义合，小人以利合。《论语·先进》记载，鲁卿季氏向孔子询问子路是何许人，言下之意，可能动了考察并任用子路的心思。如果孔子愿意为子路揄扬声誉，那么这个学生的仕途可能不止世卿家宰而已。

但孔子绝不会为了抬举自己的学生而违背学术的良知，把“仁人君子”四字送给子路当求职证明，所以他坦承子路够不上古之大臣的风范，只能说在某些具体事务上还算干练。孔子从不虚誉弟子，反过来，弟子也绝不屈从老师。

当仁则不让于师，《论语》中每见子路对孔子的直言批评。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儒家之内、师生之间是以学问道义相期，牟利是为双方所耻言的。

可是在游侠的圈子里，游侠与门客的交往规则却与此完全不同。假设季氏询问的不是子路而是郭解的某个门客，我想，郭解应该会做出与孔子截然相反的回答，竭力推荐自己人上位。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游侠遂沦为儒家所不齿的以利苟合的集团。郭解最终被汉武帝处以族灭的酷刑，这其中儒生的批评和非难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游侠缺乏思想的共鸣与学术的追求，因而不能被视同九流诸子那样的私家学派，所谓“侠出于儒”或者“侠出于墨”其实都是经不起历史考据的伪命题。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史记·货殖列传》

因财聚首的游侠集团，在组织力与凝聚力上要远逊于儒家等诸子学派。孔子困于陈、蔡，弟子虽有怨言，却不会弃他而去。可孟尝君一旦罢相失势，他门下的宾客便作鸟兽之散，各奔东西了——靠利益维系的关系到底不如思想的认同来得结实。

游侠既然以逐利为宗旨，这些江湖儿女在行为方式上必然表现出少原则、多权变的特征，用江湖切口（即黑话）说来就是“刀切豆腐两面光”，这与儒生的择善固执正形成鲜明的对比。可历史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

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茍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闲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史记·游侠列传》

游侠明明不以信义见长，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游侠和他们的门客，却每每对这些人的重信重义、一诺千金击节称赏。比如《刺客列传》中的豫让和聂政。前者受智伯国士之遇，于是漆身为厉，吞炭为哑，执着地向杀死智伯的赵襄子报仇雪恨。后者则感激濮阳严仲子的屈尊结交，豁出一条命为他刺杀韩相侠累，终于殒命新郑，曝尸朝市。

他们都是江湖道义的殉难者与卫道士。司马迁说，江湖道义是人世间不可或缺的价值，那么江湖道义究竟是什么呢？

2005年，杜琪峰导演拍了一部名为《黑社会》的电影。影片里的阿乐和大D为了争夺“和联胜”帮会龙头的地位而起了摩擦。得知阿乐被帮会推为龙头之后，忿忿不平的大D叫嚣着要另立门户，再铸一块“新和联胜”的招牌。担心双方会发生火并，许警司问帮会元老邓伯道：

“新和联胜……，你怎么看，肥邓？”

“火并啦。”

“肥邓，你耍什么花样？！”

“我说不打，兄弟们都不服气。（有样学样）个个儿打着帮会的旗号出来混饭吃。”

“你当这是正当生意啊？”（中略）

“没规矩，就是没秩序。（中略）有的事是要讲原则的。”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人的地方就得有秩序。

国家的秩序载在法典，江湖的秩序约定于道义。大D不满新当选的龙头，妄图另立门户，这就是公然分裂帮会，理所当然要遭到战友的制裁。许警司斥责这样的制裁行动是违法乱纪，邓伯却理直气壮地顶了回去——道义的“正当”不是源于法律的授权，而是社会交往的规律所使然。

游侠们口中的江湖道义，从本质上说就是一套约束游侠与门客间利益关系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它是在长期的社会交往行为中自然形成的，既不同于儒、墨、名、法那样体系完整、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也不需要这类高深的学问来为它作起源的粉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这短短的几句话足以说尽江湖道义的全部内容，援引任何儒家或者墨家的学说来对它进行过度诠释都是骈拇赘疣。

剥开附会于江湖道义之上的种种岐说，其实道义就是一套适用于江湖的社会行为规范而已。可有趣的是，同样的依社会规范行事，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很少受到刻意的表彰，反倒是恪守道义的游侠一再成为历史与演义歌颂的对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得说是因为国家的法制和江湖的道义，其背后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维系力量。法制有配套完整的国家机器来保证它的尊严与权威。凡是践踏法制的人，十之有九不能逃脱法律的严厉制裁。因此，遵纪守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趋利避害——这里头难免存着部分功利的心思。

但江湖道义与此不同，它缺乏强制的执行力，更多地要靠江湖人物的道德自律来遵守与维护。

例如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虽然智伯在生前尊他为国士，但智伯死后并没有人拿刀架在豫让的脖子上逼他去为智伯报仇，而且就算豫让不报此仇，他也未必会遭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但豫让说，智伯以国士遇我，我当以国士报之。他并不是因为屈从于某种外部的力量，而是为了维护内心的道德信条才走上复仇之路的。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后来的文学演义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江湖故事，多数是靠这份道德的自律来俘获观众的人心。比如大导演吴宇森的代表作《喋血双雄》。在这部影片里吴宇森向我们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杀手小庄误伤了歌星珍妮的眼睛，为了筹钱治好珍妮的双眼，铤而走险地接下一笔暗杀的生意；小庄的经理人冯四，受到雇主汪海的胁迫一度出卖小庄，后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又深入虎穴向汪海为小庄讨回杀手的报酬。

在吴宇森的情节设计当中，珍妮只是一个弱小而无助的酒吧歌手，小庄执着地想要治好她的双眼，甚至甘愿为她捐出自己的眼角膜，这一切的动机只源于他误伤珍妮的内疚。

同样的，冯四要为小庄讨回报酬，小庄劝四哥“不行就算了，我不想因此而失去一个朋友”，这实际上已经解除了冯四讨债的外部强制力，但四哥说“答应朋友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这就叫做‘道义’”。

在影片当中，吴宇森导演借小庄的口无不深情地感慨：“这个世界变了，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但其实吴宇森说的那个重信义、尚然诺的江湖从来没有真实的存在过，它就像三皇五帝的盛世那样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而已。在真实的江湖当中，游侠与门客往往是因利而聚、利尽则散的。

《史记·孟尝君列传》载：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驩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冯驩结辔下拜。孟尝君下车接之，曰：“先生为客谢乎？”冯驩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中略）君独不见夫趣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史记·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罢相之后，大多数门客感到无利可图，因此四散而去。后来他东山再起，那些曾经抛弃孟尝君的人却又纷纷回头，曾无一丝愧色。愤怒的孟尝君扬言要当众唾骂这些厚颜无耻之辈，谋士冯谖却劝他别犯傻。因为逐利而动本来就是江湖人物的共识，门客都愿意投靠那些位高权重的游侠，就好像老百姓只会在热闹的早上而不是冷清的下午去逛市场一样。

如果看不破这个道理，硬要和江湖规矩拧着来，只会遭到门客的群起而攻之。孟尝君是幸运的，冯谖的谏阻让他在悬崖边儿上剎住了车。可莽撞的廉颇就没那么幸运了，犯了众怒的他遭到了门客的群嘲：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门客嘲笑威武的廉将军抱怨他们的势利时，就像个受气小媳妇儿那样一点儿也不体面，这足以说明，重信重义从来就不是江湖的常态。《喋血双雄》里的警探李鹰评价小庄说：“你不像个杀手”——的确，重信重义的抱道君子，多数时候只是关于江湖的一个美好想象而已。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

王先谦《汉书补注》；

章太炎《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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