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发表的《父亲与我》一文中曾经特别提及过一件事：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止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在他的自传中又写道：他在中学阶段念书时，父母要求他背诵孟子。当时的他没有选择说不的权利与勇气，只好勉为其难，把整本孟子装进记忆中。他上大学后，学习自然科学，一路走来极为顺利，并获得国际的肯定。但是，说来奇怪的是，他幼年时所背的孟子，在成年之后，居然成为他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孟子的话在他心中形成一套价值系统，每当他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都会提供明确的答案。因此，影响他最深的，并不是他所专长的物理学，而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思想。

杨振宁博士在科学研究中重大思路的形成也得力于中国古代文化理念：我之所以怀疑o.laporte的奇偶不灭定律，这和我在西南联大读《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似的道理，同时却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则阴衰，阴盛则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 类似杨振宁先生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就是文言文传递的中国古圣先贤智慧经验所蕴含的潜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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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9月16日在北京“外交学院论坛”上指出，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并非一无是处，美国的启发式教育也非一好百好，两种教育方法应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点，才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他是在作题为《归根的反思》演讲后回答现场听众提问时说这番话的。 杨振宁认为，美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顶尖人才，但据此下结论说美国的教育模式是最好的，这是基本的错误。他指出，中国传统教育注重灌输式，美国教育注重启发式，这两种教育方法孰优孰劣，不应抽象地、而应具体地回答，也就是说，要看在现有的情形下，哪个更好。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状况下，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中国式教育更好，因为它可以使50%%—80%%的人中规中矩地学到很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对他们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而在美国则比较放任，50%%－80%%的年轻人常常念得乱七八糟，难以成才；但为什么美国式教育显得很成功呢？在于它对非常聪明的人，给予极大的自由度，而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经过美国社会制度的鼓励，经过风险投资的成功运转，给美国社会、给人类创造出很大财富。所以杨振宁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应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好处，把它坚持和发扬下去；同时又吸取美国教育的长处，在大学和研究院中，对于特别优秀的学生，规矩放松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以利于这些特别有才干的人在社会上尽早发挥才智。

同《归根的反思》主题演讲一样，杨振宁的答问也是“大跨度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这一评价得到了现场数百名听众的认同。杨振宁在回答“生活中涉古猎今、博学多览对物理学研究有什么作用”的问题时，有趣地把他的博学称为“东看看、西看看”，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东看看、西看看都有助于专业研究，但“我在物理学领域也是东看看、西看看的”，因为今天物理学已经是一门很宽广的学问，包括很多不同方向。而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通常希望学生很快走到专的路上去，不大赞成让学生东看西看，这个办法有缺点。他举例说，一个演讲，和你的专业方向不一致，也应该去听；有人说，听了没用处，因为听不懂。“我说很多时候我也听不懂，但一次听不懂，过半年再听一个类似的演讲，再过半年又听一个类似的演讲，三次不完全懂的演讲加起来，我就懂了一些”，他把这叫做“渗透式教育”、“渗透式学习法”，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他建议，在当今每一领域都非常宽广、跨学科研究非常普遍的情况下，每一个同学都宜于东看看、西看看，即使超出了专业范围之外，也有好处，对于人生的乐趣，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会多一些认识。

杨振宁还以自己年轻时选择了新兴的高能物理领域为例，谈到“一个正在开始的领域，一个年轻人走进去，是一件最幸运的事，因为你可以跟这个领域一起成长，可以说是遍地黄金”。他这样告诫后学：一生发展最重要的是选择方向，应该是今后五年十年大有发展的，而不是已到强弩之末的。他庆幸自己当初“恰巧”碰到一个大发展的领域，对于以后的成就，有着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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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首都基础教育界的邀请，8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爱因斯坦讲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杨振宁，近日来到北京教育学院与来自北京及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第一线的示范校校长、骨干教师代表进行了座谈。

杨振宁教授以深邃的眼光，富有哲理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中国基础教育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就当前教育的热点问题，讲述了他的看法。杨振宁说：“我在中国待了20年、在美国待了60多年，并在这两个国家都教过书，对这两个国家一般的社会情形及背景有些了解，对这两个国家教育的异同、优劣，是我经常在想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杨振宁在座谈时始终没有离开比较中美教育这条主线。

中美教育传统区别很大

杨振宁说：“我一直认为，新中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是在解放后中小学教育大大普及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原北平念中学时，北平的文盲不少于50％，甚至是百分之七八十；不算外来的人口，今天北京10到40岁的居民恐怕很少是文盲。中国能够有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功不可没的大事就是大多数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印度、巴西、墨西哥都是很大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远远没有达到中国这么普及。这是一个有长远意义的历史事实。”

杨振宁接着话锋一转，向在座的校长、教师，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他说：“今天美国的科技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全世界，是不是每个地区都应该抛弃原来的教育政策或教育的哲学，向美国这个方向学习呢？”他说：“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教育是非常复杂的事。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这些国家及地区的教育哲学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传统有很大的区别。从中国、韩国、日本到美国读书的孩子，一般都比美国的同班、同岁的同学根基扎实，大学生、研究院的学生也是这样。可是所有的美国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老师，以及美国学生，都有同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学生不会做研究。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办法，有它的特长。这个我自己就深受其益，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老师都很负责任，教得很深入，我到美国以后发现，一些课我已经念过了；美国教育跟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这个现象至今还保留着。中国的中学、大学学生到外国学习，成绩都很好，可是国外为什么会有中国学生不会做研究的印象呢。原因在于中国训练学生的办法与美国不同，中国学校教出的学生往往认为，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前人做过的，怎么能挑战从前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哲人所做的贡献呢。”

他分析其中原因，说：“对此应该讲得更清楚，中国学生是开始阶段不会做研究，在刚做研究工作时，胆子比较小，不敢向新的方向发展。可是到了真正做研究工作后，很多中国学生做的成绩很好，而且，他们很努力。在美国一个大的国家实验室，其中的机器通常是24小时运转，你会发现到半夜12点以后还在继续工作的，一般都是中国学生。到研究生毕业时，往往是中国学生做得很好。到获得博士学位时，中国学生并不比外国学生差。”

他说：“如果问我，是中国的教育政策好，还是美国的教育政策好，我认为这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任何一个简单回答都是错的，因为这关系到千千万万所学校、千千万万个家庭、千千万万个孩子，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包括对中学生、小学生、大学生训练的方法，是好还是不好，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对多半的学生，我认为中国政策是好的。因为它可以把这些孩子引导到将来能够发挥他们社会作用的道路上去。要想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到美国看看就知道了。我在美国教过两年的大学一年级物理课，美国的学校不管是非常好的学校，还是不太成功的学校，大一的学生多半还在晃悠，对于世界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回事，前途是什么样子都没有想过。这跟美国整个社会结构有关系，教育也占一部分原因。而在中国，孩子们就成熟多了。可是对于天资特别好的学生，中国的政策就不一定好。”

中国要了解美国教育的背景

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杨振宁，非常重视定量分析，谈教育也不例外，他说：“中国按部就班把知识给孩子，平均起来是好的，可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从中小学起，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对特别好的，占总数5％的最聪明的学生比较不利。这不利的一面，在美国却做得非常好，孩子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比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名叫费曼，这个人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可是他从小说话做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常说他要在中国的话，很难成为大物理学家，因为整个社会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

又比如，比尔·盖茨，他在中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美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对这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有特别才能、特别天赋的人，能够给予极大的空间，他们可以发展。这是美国今天在学术上、在经济发展上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风险投资办得比较成功。二次大战后，英国在生物工程研究方面得诺贝尔奖非常多，可是总体上生物工程不可跟美国比，这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风险投资制度。这是美国现在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

杨振宁教授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自身有很长的传统，不是一两天能改过来的，教育工作者，包括研究教育体制、教育哲学的人，一定要了解美国的成功背景是什么。”

他说：“在中国，一个显得高傲的人是大家不喜欢的，美国对这种人比较容忍。可以由一件事证明这句话，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文章叫做《双螺旋》，是1953年一个名叫wat son的美国人和一个名叫crick的英国人合写的。他们写文章的时候，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过了一些年，他们得到诺贝尔奖。我认识他们两位，他们都是讲话不那么客气的人。20世纪六十年代,watson又写了一篇名叫《双螺旋》的书，翻开这本书就知道他讲话和他做人的口气，其第一句话是有名的，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同伴不以高傲的态度待人”。这句话说明crick讲话是非常冲的。watson说话也如此，很冲。”

他说：“中国学术界对这种人是不喜欢的。国内一些基金会，评委在讨论某某人是否应该得奖时，对讲话比较冲的人往往不喜欢，不愿意投这些人的票。这是中国和西方尤其和美国的传统的一个分别所在。我个人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向西方传统多走一点，这会对整个科学的发展有好处。美国对于这样的人比中国宽松一些，它的科技能成功发展是与此有关的。这是值得中国尤其是教育界注意的。”

照搬美国解决不了中国教育问题

杨振宁教授非常关注中国教育当前的热点问题。他说：“现在，中国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孩子要考大学，全家人非常紧张,而且很多个家庭都非常紧张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压力，并在这个压力下出现了一些呼声，觉得中国教育制度有问题，把小孩压傻了。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他分析说：“一个孩子考大学，全家人都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学校不够多。今年秋天中国要招收380万大学生，这数目比改革开放之初多了很多倍，但是，拿13亿人口相比，这仍然还是很小的数目。如果中国大学数目大幅度增加，压力会自然减少。可是，办学经费从哪儿来？师资从哪儿来？一连串的问题都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不是把美国的哲学搬过来就可以解决的。”

他说：“中国4亿人口在城市，9亿在乡下，这9亿农民的思维状态，我不敢讲，因为我接触得太少。4亿中国城镇居民今天接受科学的思维，或科学的办法，绝不比美国一般人低。从教育成功率来讲，美国是12年义务教育，可是在纽约市，12年义务教育出来，文盲多得很。他们那里很多的学校认为，孩子在学校是一个祸害，得赶快把他们送出去，不管他们会不会念书，其结果造成两极分化，一边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一边是知识水平、思维方法、素质品位、价值观都不理想的人。从总体看，我觉得不如中国4亿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高。”

他说：“对小孩是着重启发，还是着重灌输，这是社会的传统，一时不容易改过来。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跟中国小学一年级学生不一样，中国学生比较听话，平均起来安静一些，美国的男孩子动来动去的，坐立不安。这是整个社会的结构不一样，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形成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到有这个分别，同时，要知道这很难讲哪个好哪个不好。中国小孩比较静，比较听话，当然容易有效地向他们灌输知识，于是就发展出中国的教育哲学；而美国比较容忍，小孩做奇怪的举动比较多，这有自然的道理，也有很深的社会结构，甚至有遗传因子在里面。不能贸然下结论哪个好哪个坏的。我认为两方面各有短长，不同的小孩也是不一样的，与老师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也有关系，假如一个老师，比较注意鼓励小孩向多方向注意，兴趣广泛一点，这是有利小孩健康成长的。我在美国教了很多年书，发现美国的小孩，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学生，这也喜欢弄，那也喜欢弄，好处是接触东西多，坏处是注意力常常不集中。中国相反，比较集中，比较安静，好处是能好好念书，坏处是不利于向各个方向发展。”

他说：“美国喜欢改革，动不动就出理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是说在前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人认为美国落后了，并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数学教育不对，要有新数学，新数学的办法跟传统的不一样，要把很抽象的观念很早放进去，有很多学校采取了，过了一些年，发现这项改革非常不成功，到六七十年代新数学就没人弄了。还有一个例子，是费曼写了一系列非常好的大学教科书，一些学校负责人说这些书写得非常好，可是一般老师不敢教，因为这些书牵扯的东西太多，内容太深，老师害怕被学生问得回答不出来。我讲这些是要说，中国教育改革要谨言慎行。但不是说不能动。”

他说：“20年前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少年班，那时在全中国都很有名，我在美国报纸上就看见了，有十二三岁的小孩被选进去了。这件事搞了20多年，从国家立场讲等于做了20年的试验，就应当认真加以总结。如有一个相当清楚的结论，不只是对于中国的教育，对世界天才儿童的教育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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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如果出生在后半世纪的中国，他可能在电视机前长大，孟母可能因为没有立刻觉察到电视的长远负面影响，也不会阻挡。小孟子的大脑会因为失去正常童年的游戏、玩耍、运动、听故事、牙牙学语和好奇心驱使的学习而发育不全；成年后也不会有深度的观察和思考能力，也没有高尚道德责任感，也不会对中国文化有特殊的贡献。

如果电视早五百年在欧洲出现，现今我们可能看不到莫札特、贝多芬和其他近代音乐家的杰作，也见不到达文西的画和发明；如果电视早在中国出现，李白、杜甫也不会写诗，很多艺术精华不会见过，也不会有中国文化。

美国的前车之鉴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假设言过其辞，让看看电视普及四十多年后的美国文化、教育、道德和社会。美国学龄前的孩子平均一星期看三十小时的电视，大人是每天四小时，也就是除了睡觉、工作和上学之外，电视占据最多的时间，美国孩子在上学前已看了五千至八千小时的电视，到高中时，一生中看电视的时间已超过课堂的时间，电视对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教育部报导，七千万的青年人是功能性文盲，美国的公司发现很多高中毕业应征者不识字、不会计算或思考，一家大公司motorola, inc.发现全性的应征者中，80%的人没有通过七年级的英文和五年级的数学，另一项报导发现，十七岁的青年中只有7%俱足上大学科学课程的程度，美国十三岁的孩子在一项国际性的科学数学考试成绩是十二个国家中倒数第一名。

资深的数学老师们从六十年代中开始发觉到学生们的学习能力一年不如一年，全国性的考试成绩也年年下降；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人士感叹后继无人；美国大究院学生，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只占少数。一位教学三十多年的大学科研教授于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三年间，每年都回母校为大学生讲学，学生的反应，年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在一九七三那年，他突然发现学生的理解能力明显的下降，学校的物理教学完全改观，学生们不再学习如何解决物理题目，而是看大众化的电视、科学节目，问他为何改变教学方式，他回答说：“学生们无法应付传统物理课程，只好冲淡课程，以看电视、观摩工厂为教材。”

不少人对美国教育失败归罪于学校或家庭，但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carniegie学习促进基金会在一九九一年询问美国七千位幼稚园老师儿童上学的情形，如身体状况、应付能力、情感成熟、语言的丰富、起码的知识和道德概念，结果发现，37%的儿童不俱足上幼稚园的条件，这些孩子来自大小城市乡镇，不同的经济、文化背景，这些五岁的孩子们不知自己的全名，不知自己住在哪儿，不会识别颜色，不会用铅笔，说话有限，注意力很短，没有表达自己的信心，不习惯听从指挥，不懂轮流合用一张桌子画画……他们智力正常，只是缺少生活体验。

看电视对成长发育的影响

初生婴儿的脑子平均重三百三十公克，是大人的四分之一，到二岁时已成长三倍，七岁时是成人的90%。

所有动物实验都发现大脑的成长与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在柏克莱大学的marian diamond 博士以老鼠为研究对象，住在“丰富”环境的老鼠大脑皮层比住在“贫乏”环境大11%。“丰富”环境的老鼠住大一点笼子，有不同的玩具和玩伴，“贫乏”环境就是普通的小笼子。如果将另一笼老鼠放在丰富环境中，只它们看其他同伴玩，但不能参与，它们的脑部与贫乏环境一样，而柏克莱野生的老鼠经验更丰富，大脑也最发达。

被动性的看电视活动取代了儿童主动的参与活动，以至于脑部缺少刺激发育，电视本身对脑神经和所有感官有麻木作用，与吸毒有相似之处，因此看电视也会上瘾。看电视时，脑波是alpha wave，比平常的beta wave慢，左脑尤其没有反应，只有右脑接收画面和情感的信息，左脑是思考判断和分析的功能，看电视时关闭，也难怪广告利用这个弱点来推销产品，因为它不必以理由来说明，只要藉着生动的画面和简短的句子来吸引人，小孩、大人都像被催眠一样地去买。也因广告，美国人喜欢吃高糖、高脂肪垃圾食物，肥胖症也成为流行性疾病。

电视的萤光闪动每秒五十至六十次，超过我们神经系统所能跟上的每秒二十次，同时因为光线是直射光，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反射光，眼睛自然停止反应，眼球是在止静状态，视力完全靠眼球的频动来调整整焦距，看电视造成视力衰退可想而知，不仅视力，其他感官也休止，有报导说，看几分钟电视，脑电波的反应与在知觉隔绝的环境九十六小时的人一样，德国某些医院已有专门治疗被电视害的儿童部门，一般父母不会想到孩子的睡眠不安、消化不好、心脏跳动不规律、情绪暴躁、疲倦、做事玩耍容易厌倦、吸毒、饮酒、硬心肠、性欲放纵、学习困难、手脚不灵活、注意力不能集中等与看电视有关，欧美的一些父母亲已认出这些问题所在，开始“戒”电视。也许渐“戒”，也许一夜之间就“戒”了，而观察家人是如何的看电视是第一步。

史代纳博士所创的娃得福教学系统一向不主张孩子们看电视，也许十四岁以后可以选择性地看一些特别节目。电视大大减少儿童的想像力，因为儿童是籍著“假想”的游戏和听故事时的想像来促进想像力，同时，儿童的肢体活动促进意志力的形成，如果缺少活动，则到少年期会觉得生命无意义且没有目标，做事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国电视普及比美国迟二十年，因此这些明显的问题出现也会稍后，但现在，父母、教师已可看出电视对儿童和家庭的影响，现在挽救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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