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儒家政治学说的逻辑定位，乃居于墨法两家学说之间。先秦诸子热衷于政治者凡三家，儒家、墨家、法家，这三家学说代表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政治模式。

　　墨家信鬼神，《墨子》中有《明鬼篇》，竭力证明鬼神存在。墨家践行道德，《墨子》中有《兼爱篇》，无道德之名，有道德之实。墨家信天意，《墨子》中有《天志篇》，论证天意不可违。墨家尚俭，《墨子》中有《节用篇》，批评奢靡。墨家崇圣，“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尚贤篇》)，向古人看齐。在选官方面，墨家主张“尚贤事能”(《尚贤篇》)，墨家所说的贤能是大禹那样的利他主义者。在治国策略方面，墨家注重对君子人格的培养与教育，《墨子》中有《修身篇》《所染篇》《法仪篇》，专门阐述此类道理。墨家反对战争，《墨子》中有《非攻篇》，对侵略行为予以强烈抨击。墨家的工程科技仅用于防守，《墨子》中有《备城门篇》《备高临篇》《备梯篇》《备水篇》《备突篇》《备蛾傅篇》《杂守篇》，非“备”即“守”，常无攻杀之术。墨家政治学说，乃有实无名的政治道德主义。

　　法家与之截然相反，我们以《韩非子》为例。韩非不信鬼神，他说“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亡徵篇》)。韩非反对讲爱，认为讲爱祸人害己，称“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奸劫弑臣篇》)。韩非宣称政治权力来源于暴力，国家是国君的工具：“国者，君之车也。”(《外储说右下篇》)韩非唾弃“节用”之说，主张“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说疑篇》)。韩非反对复古主义，他质疑儒墨：“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尧舜之诚乎？”(《显学篇》)韩非反对“尚贤”，旗帜鲜明地主张“不尚贤”(《忠孝篇》)。在治国策略方面，韩非主张“按法以治众”(《备内篇》)，质疑道德风化的作用。韩非崇尚弱肉强食，宣称“兵强而威立”(《难一篇》)。法家政治学说，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功利主义。

　　以往学者注意到《墨子》中有《非儒篇》，孟子讥讽墨家为禽兽，进而强调儒墨对立。这固然不错，但并非诸子政治学说关系之真谛。其实，墨法两家根本对立。从逻辑上分析，儒家介于墨、法两家之间。以《论语》为例。孔子对鬼神持两可态度，一方面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篇》)，另一方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关于道德观，孔子讲仁爱，此固为“爱”，但以“仁”即人际差别为前置条件，是由己及人之爱。关于政治权力的来源，《尧曰篇》载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可见，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天意。关于权利与享受，儒家秉持礼，礼既是权利赋予，也是权利限制。这一点，《荀子·礼论》有系统阐述。关于圣人观，孔子宣扬文武周公之道。在选官方面，孔子主张“举贤才”(《子路篇》)。在百姓治理方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政篇》)，但又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儒墨法三家学说的逻辑定位，详见文末表格。

　　显而易见，儒家政治学说居于道德与功利之间，偏于道德主义。

　　第二，儒家政治学说的逻辑定位与儒家中庸之道有关。孔子十分赞赏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庸也篇》)中庸之道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主导着儒家全部学说。比如，中庸被认为是君子人格。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礼记·中庸》)颜回做人比较温和，不偏激，所以孔子欣赏颜回：“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礼记·中庸》)孔子既反对激进的“狂”，也批评保守的“狷”。中庸也是儒家政治品格，是思考一切政治问题的模板，前文已作扼要阐述。墨出于孔，走向极端道德主义；韩出于荀，走向极端功利主义。荀子之所以为儒，乃由于在战国后期环境下，他仍然秉持儒家的中庸之道。孔子讲人性，重教育，倡导礼制。荀子宣称“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为什么儒家奉行中庸之道？因为儒家认为政治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人，管理生产居于次要地位，应该二者兼顾。所以，儒家学说偏重于社会和谐。《论语·学而》记孔门弟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庸甚至被儒家说成是天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总之，中庸之道是儒家学说的灵魂，是儒家学说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第三，儒家政治学说的效用，弱于进取，强于守成，特色在于温和改良。春秋战国的儒家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学术影响极大，政治作用较小，主要原因在于儒家不赞成激进的社会变革。活跃于春秋战国政治舞台的，从早期的管仲、子产，到后来的商鞅、李斯，多是激进的法家人物。秦帝国时期是政治的转折点，儒家遭遇了学术挫折——“焚书坑儒”，法家遭遇了政治溃败——帝国崩溃。西汉早期先是经过黄老政治，从法家学说后退一步；西汉中期独尊儒术，官方把儒家学说请上政治舞台。政治的中心任务，从弱肉强食转向维护秩序，儒家学说从此有了适合的政治环境。概括而言，儒家学说是以人为本、兼顾物利的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