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文化的变革和提高。教育制度或人们普遍性接受文化教育的社会文化变革，必然涉及到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及人们对物质文化的利用，从而对人类的心身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人们不仅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跃上了新的台阶，而且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和充实。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成绩，因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不断在提高，日益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这对知识分子在辛勤的脑力劳动付出后保持内心的平衡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当前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表现出拜金主义思想，轻视学习，忽视自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过于计较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的目标和计划等，因而难以具备强有力的竞争能力，在日常工作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状态。据有关资料表明，台湾从1946～1961年的15年间，由于社会文化的变化，神经官能症患者明显增多。

  另外，知识分子因课题研究、职称晋升等问题，需要长期的加倍学习、研究和积累，从而形成精神上较大压力。久而久之，必然导致精神紧张和恐惧，精神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极易导致心身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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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一词，其内涵深矣，而其外在之表现则亦广博。凡举高尚、睿智、优雅等等皆可属之，甚至可以引申至正直、善良、端庄……提到文化，常令人肃然起敬。最令我们中国人自豪的便是:五千年的文化"。当然文化也是应该不断发展的，如五四运动期间便倡导了:新文化"。不过如今为了发展经济而:打文化牌"，则有点滥用。各地纷纷发掘:民俗"文化，某地是传说中的鬼城，于是发展:鬼文化"，以招徕游客，实在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在现时诸种:文化"之中，有一种:酒文化"，也实在不敢笱同。不过:鬼文化"令人啼笑皆非，而:酒文化"倒确是事出有因。因为在中国古代，芸芸众生衣食不周者多，有碗粥填饱肚子已是幸事，或有婚嫁喜事，能喝碗粗酒的，也没能力形成:文化"；官逼民反，上山落草的，图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官兵围剿之下，能活命也就好了，也没法子形成个:文化"。主张:偷书不算偷"的孔乙己倒是识了些宇，只是他囊中羞涩，到咸亨酒店去事实上是讨点酒喝，穷斯滥矣，只是成了鲁迅先生的:文化"。只有:学而优则仕"，做了官的、哪怕是官场失意的、或者告老还乡的，至少他们衣食无忧，又有点才情，这才饮酒赋诗，终于将酒与文化挂上了钩。以酒明志的、用酒壮行的、借酒浇愁的，中国的诗词歌赋之中有多少是与酒有关的，统计出来怕是惊人。连酒肆的大堂之上高悬的都是:太白遗风"四宇，太白者李白也，中国古代的顶级大诗人，还不够:文化"吗？

  酒与文化挂钩，首先得衣食无忧。几千年下来，直到如今: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终于逐步步入了小康生活、基本上是衣食无忧了。文化如何，当由专家评议，酒是肯定多了，据报道：我国酒类销售量不断增加，1984年为711.3万吨，2001年则已攀升为3069.87万吨。本应为广大民众因已衣食无忧、而有闲情弄些酒喝而庆幸。可惜，南方及中西部地区成人的酒精性肝病患病率也已达4.4%～6.5%，折中算它5%、也即20人中就有一人患上了酒精性肝病！北方也不赖，1991年为4.2%，1996年已达21.3%；酒精性肝硬化在各种肝硬化中，1999年占10%，到2003年已占24.0%。中国曾是:乙肝"大国，大量的肝病因乙型肝炎而引起。如今由于推广乙肝疫苗的接种，10多年来，在我国青少年中，:乙肝"已经十分明显地减少。当国人尚未及庆幸肝病将减少之时，酒精性肝病患病率的蹿升已经敲响警钟。

  据报载，我国:酒民"已达5亿，而且还有两项特点：一是更喜欢烈性的白酒；二是约四成的人每天不只喝一次酒。总之，以每人摄入酒精之量计，可能更高于其他国家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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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特尔曼1926年开始对智力超常儿童进行系统纵向研‘究以来，人们已经多次证实，同条件较差的家庭相比，父母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出现智力超常儿童。诚然，所有社会阶层都会出现智力超常儿童，即使是父母受教育少或根本没受过教育，智力低于一般水平的贫穷家庭也不例外。但是，那种认为智力超常（至少是本章所定义的超常）、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之间绝无任何内在联系的一观点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然而，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除了有明显的一般性优势（大人可以给孩子较多的智力发展刺激，孩子数量较少，能够较充分地鼓励孩予取得成就，提供较多的阅读材料，较多的旅游机会和丰富的其他经历）之外，我们说不准较优的家庭环境与较高的智力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在对待智力超常予女以及如何管理他们方面，家长中存在着很大差别。有些家长积极对待智力超常的孩子，有些则态度消极；同母亲相比，父亲不大容易看出孩子智力超常。一项针对各种行业的成功者进行的研究表明，家庭和家庭环境极为重要，孩子幼年时尤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充分认识到自身成功潜力的儿童无不出白能够激励、引导、支持和奖励他们发展能力的家庭。不过，研究结果并没有更多地从其他方面表明家庭是如何鼓励智力超常表现的。另外，我们也不知道父母是怎样适宜和有意义地参与智力超常子女的在校学习的。

  有几项研究（包括特尔曼的早期研究）发现，某些文化和种族群体（如犹太人）即使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也能’产生多于其他群体的智力超常儿童。莱塞(lesser)等人1965年发现中层社会的儿童的智能要高于下层社会的儿童。他们还发现，一些少数民族儿童在某些方面的成绩较好。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很可能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追求较高的社会地位，特别注意在某些特定领域取得成就，这便造就了一批智力超常者。（请记住，争取成就的主动性是构成我们提出的智力超常定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在所有针对与智力超常有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的研究中，人们都很难或根本无法把这些因素与遗传影响区分开来．

  1979和1981年，卡拉汉研究了阻碍智力超常女性发展和得到承认的各种文化因素。许多学术或职业领域，如化学、物理学、医学和牙科学，传统上几乎是男性的一统天下，而女性得不到鼓励以涉足其中。女性即便进入这些领域，她们得到的报偿与自己的工作表现也往往不相称。文学作品通常把妇女描绘成贤妻良母或:弱不禁风"的小姐，她们要么依赖男性，要么为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牺牲自己。这些阻碍妇女的超常智力发展的障碍直到最近才引起公众的注意；至于消除这些障碍会带来什么益处，现在要说清楚仍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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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个体都隶属于不同的社会，而文化背景是个体生存社会环境中十分有意义的方面，它是指不同社会、地区、民族或国家中的人群拥有和接受的文化倾向。研究表明，父母的民族差异、民族信仰的差异会影响其对子女发展的期望，这种影响甚至超出了其父母经济地位的作用。

  吴凤岗(1993)研究了黄河下游山东、河北一带沙袋育儿的习俗。由于缺水和贫穷，这一带的父母将婴儿装在沙袋里抚育，以减少用水和育儿时间。婴儿在沙袋里一般呆1—2年，长的达3～4年。沙袋育儿严重妨碍了婴儿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展。在沙袋中时间越长，其身心受到的伤害越大。显然，剥夺了婴儿活动的条件、环境刺激单调、缺乏与人交往和学习是根本原因。

  文化因素首先影响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定义。同一种行为，在一种文化条件下可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得到赞赏或宽容，在另一种文化条件下可能遭到惩罚或非议。心理健康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同所在社会的主流文化的主导常模和谐一致。

  此外，文化因素也影响心理障碍的表现形式、患病率以及治疗方式和愈后状况；有些心理障碍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仅见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

  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儿童和美国儿童在行为形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儿童守纪律、安静，服从父母和教师吩咐，而美国儿童好吵闹、攻击、不顺从。这种差异同由两种文化决定的育儿方式有关系。中国儿童的养育方式反映了以社会为中心的东方文化，而美国儿童的养育方式反映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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