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就是“关起门来，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当时的皇帝认为本朝物产丰富，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朝贡。

殊不知，远在海外的有些国家已进行了工业革命，中国工业文明兴起从此慢了一大步。按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生产力的停滞不前了。1723年（雍正元年），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并限制贸易，被视为锁国的开始。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然而，发展生产力、追求解放生产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闭关锁国在不知不觉中约束了清朝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令西方的近代科学和领先的技能没有办法传进清朝。它让清朝长期的与外界隔绝，使清朝一直都身处在世外桃源中，只知道男耕女织，彻底不知道西方国家科技已有多么的强大。然而，清朝的这种闭关封闭，仅仅单方面的封闭，即禁止国人接触外界，但却让西方人盗取了清朝许多“专有”技术。如茶叶在清朝对西方的交易中，占有着相当大的比例。1825年，英国进口的茶叶数量达到了2200万斤。几乎垄断了清朝茶叶对外交易，获取了惊人的赢利，但大清只提供商品。显然在流转环节，清王朝几乎没赚到茶叶的钱，但出产茶叶仍然获得了许多金钱，以至于英国对清王朝的交易，一直处于交易逆差。但从1848年以后，这种状况被彻底改变了。英国在清朝收集了很多茶树带走。在19世纪下半叶，茶叶变成印度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可是相应的是，清王朝茶叶对外出口锐减，收入自然也锐减。这就是上层建筑的策略决定了经济基础。

说完这些糟心的事，再说些高兴的事。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经过这些年的开放，我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仅排全球第11位，跃升至全球第2位；人均国民收入从原来的仅数百美元，持续增长至8000美元以上，成为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年均经济增速保持在9.7%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快6.8个百分点，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以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做出了“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的著名论断。

谢谢你的提问。闭关锁国的政策，按经济学来说，就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循环经济。

按照中国当时的生产消费水平，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权宜之计。

中国经济尽管不是没有世界贸易，例如汉代开始的“丝绸之路”就是伟大的世界贸易。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世界贸易”与晚清时代的西方工业成熟以后的世界贸易扩张，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丝绸之路时代的“世界贸易”，仅仅是易物贸易，而不是商品贸易。

我们知道，商品是超使用的剩余产品。比如，一年我用一百米布，绰绰有余，那么，就有一些布，可以参与卖出去的行列，但是，数量非常有限，比如，就二三十米而已。

如果我一年只有五十米布，那么，就没有剩余产品的可能了。

中国的丝绸之路时代，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工业成熟的西方已经不是这样了。一个人每年一万米的布，你说，他怎么办？肯定要打开市场！

如果这个市场是关闭的，肯定让西方的生产没有发展前途。

所以，中国闭关锁国，就是给西方一个“坚壁清野”式的商品攻势的冷处理。

那么，中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有好处，这就是规避贸易逆差。减少中国货币存量的外流。

而国内呢，继续维持原有的生产消费水平，过平平安安的太平日子。

这是我们从纯粹的闭关锁国说闭关锁国，是不是一种抵抗西方的政策。

但是，在综合实力很差的晚清，仅仅依靠这种单边主义的鸵鸟政策，显然是行不通的。

你想不要就不要？，西方就强攻。

尽管我们可以设想，清朝人民如何奋力抵抗，最后取得胜利等等。但是，你没有争取赶上人家的基础，所以，你的权宜之计，属于无效争取时间，反而失去了很多学习机会4。

而新的世界潮流已经到来，这是无法抵抗的，你却没有发现。

所以，闭关锁国政策，实际上是错误判断了世界发展新时代，是一种落后保守的愚昧思维。

这种政策严重延时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加深了了解世界的难度。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和军事代价代价。

后来中国非常激进地推行“全盘西化”，就是因为，晚清50多年，与世界拉开距离太大。闭关锁国，最终给中国带来的是被动融入世界。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位思维。是失去时代的政策。